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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体育与科学》|| 茅鹏:包容与创新——庆贺《体育与科学》入选核心期刊二十周年

茅鹏,原名茅春沂,男,汉族,1932年2月6日生。共产党员。江苏省立南通中学高中毕业。

曾任职务:江苏省体育干部训练班党支书、代主任;南京体育学院党委委员、运动系支部书记;江苏省体育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1993年离休。

学术组织曾任职:中国体育发展战略研究会委员;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体育情报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江苏省体育科学学会副理事长。

主要著作:《身体素质论应当否定》,载《新体育》1964年6月号;《大力开展适宜形式儿童篮球》,江苏省体育科学学会1987年编印;《成绩窍门何处寻》,江苏省体育科学学会1989年编印;《运动训练新思路》,人民体育出版社1994年出版;《为何难圆足球梦》,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出版;《茅鹏训练学研究论文选》,江苏省体育科学研究所2006年编印;《体育强国 障碍何在》,载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杂志社编辑、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4月出版的大型文集《科学发展在中国》。茅鹏、严政、程志理合著:《一元训练理论》,载《体育与科学》2003年第4期;又德译,载德国体育联合会《竞技体育》2011年第1期。

主要学术成就:在世界体育科学史上,原创出“体能与技术一元”“体力波”“专项从小练起——运动能力发展的生命史观”“训练作用的根本原理:整体调整”等一系列全新的观点。助推中国体操、跳水、蹦床等项目迈入“智训”格局,雄踞世界体坛领先地位。助推中国游泳于近两年迈入世界水平。力争推广到中国田径、三大球等高含金量项目中去,为改变落后面貌服务。迫切需要中国体育学术界给予重新评价,以求克服巨大阻力,普遍服务于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早日实现体育强国,为民族振兴服务。

人体是宇宙中已知之最精密复杂的组织体——生命体。医学研究队伍宏大,分科愈益精密,但迄今离透彻掌握人体,还距离遥远。体育貌似简单,实际上其复杂性、综合性、深刻性,不亚于医学。加上现代奥运会等等的促进,导致体育界的认识与实践,呈现巨大的丰富、错综、复杂状况。简单化不利于进步,只有大度包容与支持创新,才能积极地推进体育事业。

体育事业是宏大的有机体。它包括具体实践、科学研究、社会组织、理论探讨、政民互动等等极繁复和深邃的内容。1978年建立的江苏省体育科学研究所不足10个人,已经体现了组织上巨大的关怀和支持。面对海量的事务与拮据的人手,工作如何开展呢?我们想到了“一分钱买火柴,光亮可以充满整个屋子”的故事,把办刊物放在了突出的位置上。对这个《江苏体育科技》,钱君琪、傅斌、杨景玲、余邦荣和我及其他同志,付出了建设性的劳动。

1986年改版为《体育与科学》,在程志理同志的辛勤主持下,大大改变了面貌。不但受到江苏省、而且受到全国爱好者的欢迎,在大量的相关刊物中,显露出勃勃生机。它的积极贡献,特别体现在包容与创新两个方面。下面仅就个人接触所及,谈一点感想。

苏联体育训练理论的核心是三点:1.运动能力由体能与技术二元构成,“全面身体素质训练”是一切项目训练的基础;2.训练安排须由体能与技术转折传承,搞成训练周期,此即“周期学说”;3.童少年须搞体能,青年开始才可搞专项。这个理论引起我的质疑。例如:对“速度素质”“力量素质”等等庞大的“全面身体素质训练”体系,我通过多项目训练实践中的观察思考,结合多学科前沿知识的努力学习,确认这个“素质体系”是虚构的、客观不存在的。

我确认:体能与技术一元。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把这个认识贯彻到江苏体操等队的训练实践中,搞训练改革,成绩突飞猛进。《体育报》发现后,作为先进单位,连续多年,突出地予以报道,甚至把我的名字写进社论中。我应邀撰写了《身体素质论应当否定》,在《新体育》1964年6月号发表,想以此为体育强国作贡献。哪知,《体育报》和《新体育》随即变脸,联合发动了持续的全国性大批判。我在单位,随即被斗争、免职。1983年,又把我的江苏体科所副所长免职。

我要为体育强国服务,只有研究和写作一途。可是,无处可投稿,一字一句也得不到发表,只能闷死在斗室中了。天不灭我,程志理同志来主持《体育与科学》后,鼎力支持,一篇一篇地逐渐发表出来。只有我的内心,知道他这样做,压力和风险,是何等的巨大!不得不令我深深地感佩。

我深知,这种大度包容,并非只有蔡元培先生的北京大学需要;其实,一切学术单位,全部都需要。如果“相对论”不在极少人认可的情况下被发表出来,物理学的发展又如何呢?我不敢狂妄地自诩什么,畏缩如雏只求能遮蔽自己的一羽翅膀。能够通过《体育与科学》,犹如透出翅膀与社会进行呼吸,避免闷死,这是多么大的恩惠啊。

苏联理论被国际体坛普遍接受,成为主流;全世界的训练,都形成“苏式倾斜”。但是,国际体坛训练工作实行“教练员负责制”;于是,产生了“训练实践进化运动”。这样“进化”下去,便渐渐离开了“苏式倾斜”,出现了与时俱进的“时训”格局。这是国际现实状况。

我国一边倒学苏联,将苏联训练理论自上而下贯彻到一切环节,赋予巨大的“行政约束力”。(因此,教练员基本上没有训练自主权。)迄今坚持不变,形成“陈训”(陈旧训练)格局。(各体育院校也都如此地进行教学。)因此,我国没有“训练实践进化运动”。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苏联理论,系从分散实践中集中而成,实践在先而理论在后,理论对实践并无“行政约束力”;因此苏联体坛,避免了“陈训”格局的陷阱。苏联与国际一样,实行“教练员负责制”,同样由于“训练实践进化运动”而进入“时训”格局。)

因此,在北京奥运会上,田径、游泳、三大球等高含金量项目,在全部85块金牌中仅获1块。(刘子歌的这1块,实际是学澳大利亚“时训”格局而得,非“陈训”功劳。这次伦敦奥运会,除游泳采取“时训”改革、实现转机外,与北京奥运会一样,“陈训”全盘惨败。陈定夺金靠“时训”,也与刘子歌一样。)这就是“陈训”格局造成的巨大灾难。(群众体育也同样受害。)在国际体育文化中,高含金量项目这样表现,就无法进入体育强国之列。

同在北京奥运会上,我国体操类项目(由于训练改革实践成功而逃脱“陈训”格局罗网),获得全部24块金牌中的18块(占75%)。我国举重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学习国际举坛魁首保加利亚,也搞“专项化”训练改革,也逃脱了“陈训”格局之罗网,获北京奥运会全部18块金牌中的8块。

不同“训练格局”之不同表现,对比何其鲜明!(包括经改革获转机,游泳这两届的鲜明对比。)可是,体育有司对之完全无视。一点儿也没有动心,无法启动认知。“陈训”格局不改,我国高含金量项目落后局面便铁定不变!我呼天不应。(一位高级领导对我说:“你写的我是不看的。”)欲哭无泪。

当然,以上只是我个人认识,并不代表客观真实。是不是可以把这种“个人认识”,归列为一种创新?(辩之有理,持之有故,不必多数认可,不必全面成熟。)

我对训练理论的认识,主要有三点:1.体能与技术,反映的是同一实体(本质),而非不同实体,看作“二元”,搞“全面身体素质训练”,是错误的;2.运动能力随时间转移,反映体内“运动能力运动”与“基本生命运动”的对立统一,形成“体力波”,这才是训练安排的基础,“周期学说”是错误的;3.运动能力存在于生命史中(其核心是大脑皮层内部结构的成长史),专项可以、也需要从小开始,如若只重视、甚至只允许从青年开始,是错误的。

这就是说:“运动能力存在于生命史中;运动能力的内在本质,是体能和技术的统一,是体力波的运行。”

这种认识,在友人帮助下发展成为《一元训练理论》。在世界体坛,这是独特的、原创的。自从获大批判起,我虽不断呈文呼吁,但有司历经半个世纪,看法不变。我行将离世,实在无奈,乃于2010年请人将《一元训练理论》英译,投寄德国。德国的《竞技体育》杂志,竟由主编亲自再德译,于2011年第1期花5页篇幅,全文发表。对我来说,是喜是悲,实在说不清。但这个《理论》及其相应认识,可看作一种“创新”,则似乎获得了旁证。

如作为创新,它之所以能生存延续到今天,完全是依靠了《体育与科学》的庇护和支持。这是学术生命的救命之恩。我作为获救者,谨在此表示深深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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