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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好文 | 新时代基础外语教育课程改革的关键问题——历时与发展的视角(上)

新时代基础外语教育课程改革的关键问题

——历时与发展的视角

北京外国语大学   徐 浩

提  要:从历时与发展的视角,考察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基础外语教育课程的改革与发展,可将“新课程”改革和2017年底启动的最新一轮改革作为节点,划分出“双基教学”“综合能力”“核心素养”三个发展时期。三个时期在整体定位与导向、教材编写、教学实践、教师角色等方面体现出不同特点,但始终都在着力解决“学用分离”这一共性问题。这也是新时代我国基础外语教育课程改革的关键问题。建议重构对“用”内涵的认识,突破交际性“用”的范畴,拓展到全面促进学生成长的“用”;在“驱动—促成—评价”的课堂教学模式下,继承、实践有效的传统方法,开发、尝试新方法,推进教学实践的发展。

关键词:基础外语教育课程;课程改革;关键问题;“学用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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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2017年12月29日,经过四年多的精心修订,教育部颁布了《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标志着以发展学生核心素养为核心理念的新一轮课程改革正式启动。在2017年版课程标准(以下简称“2017版课标”)中外语学科包括了英语、俄语、日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共6个语种,语种数量较上一版课程标准增加了一倍。2017版课标在四个“坚持”基本原则指导下,进一步明确了普通高中教育的定位,优化了课程结构,强化了课程有效实施的制度建设,凝练了学科核心素养,更新了教学内容,研制了学业质量标准,增强了指导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18:3-5)。外语学科的课程标准在上述方面也发生了实质性变化,触及的深度和调整的幅度均非常显著。2017版课标的推出,不仅会直接影响普通高中外语教育课程的目标定位和改革路径,也必将对整个基础外语教育课程的发展带来深远影响,既蕴含重大机遇,也面临巨大挑战。

2017 版课标从修订工作启动开始,就备受关注。在课标修订过程中,课标研制专家组多位核心成员在不少场合对课标的核心理念、基本架构、重要概念等就做过相关介绍和宣讲,并在课标颁布前后出版了相应的解读性文献(梅德明、王蔷 2018a、2018b)。各地外语教研室、师范院校、外语院校、教材出版机构以及各类教师培训部门等也陆续开展了大量针对2017版课标有效实施的培训项目和专业/学术研讨。很多一线外语教师也纷纷打磨基于外语学科核心素养的研究课,探索新思路、开发新方法,且尤其关注思维品质在外语课堂上的培养。各方的积极努力值得肯定,但迄今为止大多的宣讲、培训、研讨和实践似乎主要关注2017版课标的文件解读和落地实施,或是着眼于2017版课标与上一版课标的异同,以进一步明确改革方向。然而,却很少有从历时与发展的视角,对我国改革开放40年来基础外语教育课程改革与发展的历程开展更为宏观的全景分析。任何一次课程改革,都不仅是对上一个课程状态所作的修正和增补,而是同时体现了对之前更多次课程改革中经验积淀与遗留问题的关注与回应(徐辉 2011)。换言之,对某一次课程改革的考察与理解,不应仅关注当下“新”的本身,而应置“新”于更大跨度的历史背景和改革进程中,洞察理念和概念形态变化背后一以贯之的深层议题(史新蕾 2018)。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基础外语教育领域发生了两次重大课程改革,以它们为分界点产生了三种课程状态。本文拟对此做出历时与发展视角的分析,并揭示这一历史阶段内我国基础外语教育课程所面临的深层次共性问题,进而明确此次以2017版课标为依据的新时代基础外语教育课程改革应着力解决的关键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础外语教育在探索的道路上不断开拓创新,积极完善调整。其间,在外语课程本身的理念、内容和教学方法上有重大突破的当属2001年启动的“新课程”改革(靳玉乐、张丽 2004)和这次基于核心素养的课程改革。以两次重大改革为节点,相对地分隔出三个时期,体现了三种课程状态。下面将从历时与发展的视角,对三种课程状态和两次课程改革做出概要式描述,并解析贯穿三个时期的共性问题,以及推动外语课程整体向前发展的改革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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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基教学”时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外语教育教学继承了很多先前的优秀传统和有效方法(张洁、周燕 2017)。同时,由于一直受到凯洛夫教育学的影响,尤其强调“双基”,即学习基础知识与培养基本技能(王策三 2008)。因此,这一时期基础外语教育的总体定位和导向,比较偏重语言知识体系的学习和语言技能的熟练化训练。语言知识方面,具体表现出两个主要特点:第一,语言知识体系要求按一定次序逐步达到完整掌握的程度。这里的次序主要指语法体系结构性的次序。例如,词法教授通常先于句法;再如,动词过去式往往先于过去分词。除此以外,语言知识体系的学习应当无遗漏,确保知识点的覆盖面。第二,语言知识学习以精准作为基本标准,即知识的理解、记忆和运用都应准确无误,因而对错误(尤其是语法错误)的宽容度相对较低。语言技能方面,也表现出两个主要特点:第一,技能训练的素材一般都依托知识教学的内容,即知识教学与技能教学在具体材料上结合得很紧密。第二,比较强调通过反复性甚至机械性训练,提高熟练度,力求达到自动化。这一时期最典型的技能训练方式之一就是句型操练(pattern drill),如利用“What’s ____ (my/your/his/her/its) name?”这一句型对形容词性物主代词这一知识点进行技能转化训练。

基于这样的定位与导向,这一时期的基础外语教材也相应突出了语言知识的体系性,并提供了大量的基础性训练素材。教材根据当时的教学大纲将知识体系中的要点分配到各个学年的不同学期,同时也非常注重不断复现先前知识,以促进复习与巩固;但教材训练素材的形式较为单一,只有句型操练、对话填充、转换/变位练习等若干种较为固定的活动样式。这一时期的教学也较多体现讲练结合、循环反复的特点。因此,教师在课堂上的活动大致包括呈现语言样本、解释语言规则、示范训练任务、反馈产出错误等。

综上所述,“双基教学”时期的基础外语课程与教学,非常注重知识的体系性和技能的熟练化,强调精准、流利,但相对缺乏对语言实际运用能力的关注。因此,“学用分离”的问题非常突出,也备受诟病。那个时期对“哑巴外语”的集中批评恰恰是对“学”不致“用”问题的一种典型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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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程”改革与“综合能力”时期

“新课程”改革体现了对“双基教学”时期基础外语教育领域长期存在的“学用分离”问题的深刻反思和积极改善。在“新课程”改革中,外语学科明确以培养学生综合语言运用能力为定位与导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12a,2012b,2012c),突出语言运用,强调综合能力,力求实质性地扭转“学用分离”状况。综合语言运用能力具有丰富内涵,包括语言技能、语言知识、情感态度、学习策略、文化意识共五个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12a,2012b,2012c)。五个维度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协调发展。这极大地丰富了基础外语课程与教学的视野和内容。为了达成综合语言运用能力的有效提升,语言的交际性成为外语教学的核心要素之一(Richards & Rodgers 2014),而交际性在课堂中得以实现和彰显的重要抓手就是交际情境和交际任务(Long 2015)。因此,“综合能力”时期外语教学的突出特点之一就是强调在尽可能真实的交际情境中设置交际任务,帮助学生在用外语“做事”的过程中学习外语,提升综合语言运用能力。

基于这样的定位与导向,这一时期的基础外语教材较“双基教学”时期发生了很大变化。教材的单元划分不再以语言知识体系的铺设作为第一要务,而是依托课标所规定的话题和功能进行设计。每个单元围绕某一中心话题,聚焦某一或某些与该话题密切关联的语言功能,设置若干需要用语言做事的任务。由于用语言做事一定会涉及听、说、读、写等活动,教材设计自然就突出了语言技能的显性培养。语言技能作为一条明线,其培养需要相应的语言知识作为基础,因此语言知识在教材中的融入与呈现更像是一条暗线。使用这样的教材开展教学,任务型教学似乎就成了最为适切的一种基本模式,即以“任务前—任务中—任务后”作为课堂教学设计的基本结构(Ellis 2003)。“任务前”阶段强调已有知识的激活、再现、复习与重构以及新授知识的整体感知和铺垫性学习;“任务中”阶段则更加关注对交际任务达成过程中必要信息的处理和核心语言的教授;而“任务后”阶段是检验任务达成的重要环节,即课堂教学效果的评价环节。基于这样的教学模式,教师最重要的工作就落在了任务的开发与设置以及达成任务过程中各项活动的设计与实施。

由此可见,“综合能力”时期的基础外语课程与教学非常强调语言的交际性和语言学习的综合性,因此凸显了情境和任务这两个要素在教学设计与实施中的基础性作用,促进了“用外语做事”的学习意识和教学实践。当然,在这一时期,实际教学中也存在一些偏差,面临不少挑战。第一,提出综合语言运用能力的重要初衷是解决“学用分离”问题,强调学以致用,且“用”的内涵被赋予了鲜明的交际特色。然而,我国大多数中小学生在课外使用外语进行真实交际的机会非常有限,因此交际视角的“用”较难激发学生的课外外语学习;即便在课内,由于交际情境缺乏真实性,因而学生更多体验的是教学性活动,而非真正意义上的语言交际。总之,交际视角的“用”在我国外语学习环境下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对学生学习外语的驱动能力较为有限。第二,“任务前—任务中—任务后”的教学模式容易让教师更多关注任务进程中的信息处理和任务达成的外在表现,而相应弱化了其间的语言学习过程与吸收内化,导致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双基教学”时期“精准、流利”标准的基本关照,也随之淡忘甚至放弃了很多先前非常适合外语学习者的优秀教学传统和有效方法。

注:由于篇幅所限,注释与参考文献已省略,详见全文。

未完待续

本文选自《外语教育研究前沿》(原名《中国外语教育》)2018年第1期,12—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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